基督教文化对我国音乐发展的影响

二、教堂音乐–赞美诗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借鉴

     教堂音乐是基督教特有的音乐形式。唱赞美诗是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基督教会音乐活动。他们用赞美诗祈祷，进行各种的宗教仪式和心中向上帝进行情感交流。到中国来的第一批天主教传教士，他们带来的是格里高利圣咏。而19世纪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带来了众赞歌。

     赞美诗在唐代就开始在我国流传，那时的赞美诗有《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和《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到了元代14世纪初意大利罗马天主教士约翰· 蒙高维诺来中国，在北京建立教堂并组有唱诗班。到 了明代中国人吴历作有《天乐正音谱》。这本诗歌是用中国传统音乐的曲牌和古歌填词而成的弥撒和赞美词歌。吴历是中国创作赞美诗歌的第一人，他创作的《仰止歌》至今还被传唱，1985年被收入了《赞美诗新编》，排在第386首。 

     16世纪欧洲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使宗教音乐打破了只用拉丁文演唱圣咏的习俗。他们采用本民族语言、民间曲调作为素材，来创作和演唱赞美诗，使得赞美诗显得明朗、乐观，注重人内心的情感表露，体现了民族意识，与传统、庄严、肃穆、神秘的圣咏形成鲜明的对比。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来到中国广州，标志着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开始，1818年他编译用汉文的《养心神诗》即赞美诗Hymn的旧译，它开创了以汉文唱赞美诗的历史。后又发展用各地地方方言演唱赞美诗。1861年出现了福州方言《榕腔神诗》、潮汕方言的《潮腔神诗》。为了使布道能更沁入人心，有的传教士和中国信徒，还选用中国的传统曲调、民俗曲调来演唱赞美诗。此时的教堂音乐不但歌词开始汉语化，曲调也吸纳了中国民族音乐出现了多种方言、民族和阶层特色的赞美诗。地处云南怒江一带的傈僳族，大约从本世纪初起有外籍基督教传教士进入该地布道。他们采用以傈僳文翻译《圣经》和赞美神，因此有的歌词带有傈僳族文学风格，赞美诗的音乐中既有基督传统歌曲，也有带傈僳族音乐风格。传教士还深入少数民族边缘地区，并印有大量的在各民族教徒中使用的赞美诗集，有些民族没有文字，传教士们便用简化的拉丁字母和一些符号为当地民族语言注音，用字母谱和符号作赞美诗乐谱的音符。19世纪80年代山西霍贾州人，英国新教内地会牧师席胜魔创作了一些具有当地民间音乐风格的赞美诗，据考证，这是中国最早的赞美诗曲调创作，比起前人借用民间曲牌填词进了一大步。

     1922年中国的基督教徒提出了“本色教会”口号，这是中国基督教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反映中国教徒争取独立自主，提倡民族传统文化的强烈愿望。这使得中国基督教音乐文化产生了很大变化在礼拜仪式上唱起了中国人创作的赞美歌。1931年中华基督教会发起编订一本统一的圣歌集，名为《普天颂赞》，这书赞美词由我国著名的音乐家杨荫浏、周淑安、李抱忱等参加作词作曲等编辑工作。所选550首圣歌中，除欧美各国的新教歌曲外，其中72首是采用了中国的民歌、古曲和新创作的中国音乐。由于参加编辑的音乐家具有较高的中西音乐修养和中外文字造诣，所以赞美诗能够较注意汉语的语言特点，使其与音乐能够完美的结合，提高了赞美诗的艺术性对后几十年的新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现在全国各教会的《赞美诗》又根据内容可分为《颂赞歌》即歌颂神的歌曲；《经文》歌曲；以《圣经》中的章节为歌词，谱曲传唱，便于信徒记住经文；感恩《歌曲》感谢耶稣的救恩和述说神的恩典；《传福音》歌曲，以传讲耶稣救赎大恩为内容的歌，《礼仪》歌曲，在婚丧仪式上所唱的歌；《圣诞歌》欢庆圣诞节所唱的歌曲。

     近年来随着音乐文化主流的改变同样也影响着教堂音乐。特别是由港台或海外传入的基督教音乐，他们思想活跃，采用现代流行音乐手法来创作颂赞歌。歌词内容变得亲切、通俗、易懂。伴奏常用现代电声乐队，用通俗唱法进行演唱，有时还伴有活泼的舞蹈动作，这种圣乐的创新深受年轻信徒的喜爱。美国电影《疯狂的修女》中展现出来的赞美诗轻松现代的排练和演唱场面，正是近现代教堂音乐发展追求新的趋向，我国的赞美诗也正在受其影响。

     中国人对西方宗教音乐的态度是在其曲折的传播中发生着变化。随着对教堂音乐的了解加深，教堂音乐开始融入了民族音乐，它的音乐功能和价值在发生着变化。由于中国传统音乐的曲调大多缓慢悠久，节奏舒缓，不利于表达鼓舞斗志，激奋人心的时代呼声，也难以用于集体歌唱。所以民国元年著名的冯玉祥将军就借用基督教赞美诗的曲调重新配置歌词，编成军队中所用的若干歌曲。有些学堂乐歌也曾选用赞美诗的曲调进行填词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