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爱东现在一方面继续念他的博士学位,另一方面也在教会里做传道人。昨天杨爱东牧师给我们分享了初到加拿大成为新移民后的一些很心酸的故事,今天我们也听听袁洋师母当时的心境又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呢? 袁洋师母:讲到新移民的感受真是百感交集,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没有像老公那样去做那些体力的工作,我是在办公室里做文员。我的压力来自心情上的,以前在国内虽然没有很大的成绩,可是那时的生活条件算是很好的,生活很平静。其实我们选择出国主要是心里有一种不满足,不甘心现状。我后来就想到小时候常读过的鲁迅书上的一篇文章,他说他自己是要到异地,走异路,去寻找别样的人们。我觉得我好像隐约也有这样的感觉,虽然自己没有那么伟大,但是好像总是要寻找一些什么东西似的。总是期待着远方可能有我们能够找到的东西,但是当我们真正到了那边之后,生活有很多现实的东西。突然发现,到了异地,我的理想或者是我要寻找的东西反而是一种幻灭。美丽的憧憬就被这些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现实的问题所替代,每天是生活压力很大,与那种想象的美景相差是很远的,挫折感失落感一起用上心头是很难受的。 凌云牧师:在这样生活经济的各样压力下会不会对你们的夫妻生活也带来一定的冲击呢?还是会使你们更同心更相爱一起去面对去克服呢? 杨爱东牧师:有一些冲击,也有一些压力。比如说我这人对钱财方面很紧张,因为我们去加拿大的时候没有带很多钱,可是花销却很大,打的工又都是一些零工,都是按小时算的,挣的那些钱根本就不够当时花费,压力是很大的,所以在花钱的时候,也很小心紧张。当她(袁洋师母)花钱的时候,我也说干嘛买这个,干嘛买那个的,怎么花那么多钱呢?我有一些埋怨,给她(袁洋师母)无形中一些压力,其实也是影响夫妻关系的。九九年六月份我们的女儿就出生了,她出生之前,我的岳父岳母来准备给她做月子。因为电视都是英文的,交通也不方便,我们又都是上班,怕他们寂寞无聊,所以就想办法把他们留住,就把他们送到教会里去。当时教会里都是讲中文,准时把老人送去,到时候再去接他们。又两个月的时间,结果他们信了耶稣。特别是我岳父,一生什么都愿意信,却在快要退休的时候信了耶稣。那时在我的脑子里画上一个很大的问号,为什么都退休了还信上耶稣了呢?还晚节不保了呢? 到了我女儿出生的时候,当天就发现她有问题,她的身体抽搐,半个身体隔半分钟就开始抽,当时我们就很紧张,查了三天之后医生根本是束手无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因为是顺产,所以他们就不能够做出最后的诊断,也不知道如何来下药。可是我们做父母的就很紧张,到了一个地步时医生说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就更绝望。我那两天就睡不好觉,到了第三天晚上夜里两点钟的时候,我就从我的卧室走向厕所经过客厅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岳父岳母在客厅里跪着,当时是夜里两点钟,他们在跪着祷告。我从厕所回到我的卧房以后,我就觉得岳父岳母都为这个刚刚出生的孩子祷告。我作为一个父亲,我所做的是什么呢?我又不是医生,我什么都不能做,我所做就是真的希望有一个救命的稻草能够抓住。既然他们说耶稣是无所不能的,无所不在的,那我就来求一下,试试看,如果没有的话就当是对空气讲话嘛,如果万一真的是有了呢?所以我就是存着这样一个侥幸心理,下了万分的决心跪下来,为我的女儿而祷告。我就跪下来说“耶稣啊如果你能把我的女儿治好,我就信你。”就这么一句,因为我不会祷告。就是一种讲条件的祷告。 很奇妙的是,我躺下很快就睡着了。在朦胧当中,我太太就从医院打来电话,她说孩子大概在半夜两点钟的时候,她的病症完全消失,他们当时观察以后就把孩子的镇静剂拨掉了,那个时间就是我祷告的时候。所以就很奇妙,我接了电话以后,就赶紧跑到医院,我就在孩子的温箱里观察,十分钟,二十分钟,都没有事情,很难以置信的。后来孩子又住了三天就出院了,然后到了第三十天的时候,我们找温哥华最好的医生做复查,医生说正常,没有任何的后遗症。到了第四十天的时候,我就带了孩子,带着岳父岳母去教会,那时我就在想:孩子好了是不是和我那天祷告又关系呢?一定要了解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是偶然呢?还是那个镇静剂的关系呢?还是医生的误诊呢?还是孩子到了那个时候就应该好了呢?还是那天真是耶稣听了我的祷告了呢?所以我就带着全家去教会。 ——张倩整理 转载自《〈幸福满家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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