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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革顺指挥家,中国基督教声乐委员会顾问

2012-1-5 15:01| 发布者: 麦子| 查看: 4389| 评论: 0

摘要:   马革顺(Mageshun) 1914生,指挥家,中国基督教声乐委员会顾问。陕西乾县人。从小在教会唱诗班唱歌,中学毕业后入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音乐系,师从奥地利音乐博士史达士。193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音乐系,抗战胜利后 ...
  马革顺(Mageshun) 1914生,指挥家,中国基督教声乐委员会顾问。陕西乾县人。从小在教会唱诗班唱歌,中学毕业后入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音乐系,师从奥地利音乐博士史达士。193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音乐系,抗战胜利后,赴美国维斯铭士德合唱音乐学院专攻合唱指挥,获硕士学位。1950年毕业于美国西南音乐学院研究院。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1981年2月,应美国合唱指挥家协会邀请,前往美国21所大学讲学和举行音乐会,并获维斯铭士德合唱音乐 学院“荣誉院士”称号。现为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中国音协第四届理事。

  马教授出生于牧师家庭,从小在基督教环境中成长。1933年他许愿要为教会音乐服务。马教授早年曾在美国西南音乐学院、威斯敏斯特合唱学院深造。回国后由于历史原因未能全时间从事圣乐教育,但他一直有这样的心愿。1988年,即华东神学院开办后的第三年,马教授曾向院领导建议能否开办圣乐教育,为中国教会培养一些圣乐人才。由于当时学校条件不具备,故此事暂被搁置。时隔十多年,当神学院圣乐科开办后,马革顺教授一如既往地关心圣乐教育,并亲自给学生授课。



出生于牧师之家 音乐启蒙在教会
  海德格尔说:“人是被抛到时间。”

  马革顺出生在一个牧师的家庭,从而教堂成了他的音乐启蒙之地。晚年的马革顺这样回忆自己的童年:“1914年,我出生于南京的一个基督教的家庭。我的人生经历和艺术道路都与我的家庭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我的故事还得从我的父亲说起。”

  马革顺的父亲名叫马兆瑞,是一个牧师,他虽然未受过高等教育,没有学过神学,没有学过商学,却无师自通,自学了英语。同时,马兆瑞还筹资创办了孤儿院,在管理、经营方面表现出他的才能。马革顺从小看到父亲的奋斗和成就,心中就暗暗地佩服他。但是,作为长子的马革顺自懂事起就在感情上与父亲十分疏远,甚至十分对立。马革顺说:“那时我父亲管我们管得很严。他完全受封建社会的影响,信奉‘棒头出孝子’的家教。特别我是个长子,他要把我培养成他的接班人,经常每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我罚跪,还用戒尺打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家里孤儿院有个女孩子冤枉我,说我冒犯了她。她就告诉我父亲,我父亲就打了我一顿。事后,我觉得不甘心,一气之下服下了‘来苏儿’(消毒水),后来经抢救才脱了险。”

  父亲的专横,让马革顺的童年生活几乎没有娱乐活动,因为父亲不允许孩子看戏、看电影,他认为那些娱乐都是犯罪。那时的马革顺生活中唯一向往的快乐时光便是每个星期天做“礼拜”时的唱诗。只有当乐声、歌声回响在教堂的穹顶时,马革顺才能感到久违的快乐。于是,当1933年马革顺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的时候,他选择报考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并顺利地通过考试。由此开始接受正规的音乐教育,为他走上音乐艺术的人生之路奠定了基础。同时,马革顺一生都记得当时对父亲的承诺——毕生都为教会音乐工作做贡献。

伊文思镜头中的爱国青年


  1937年,马革顺大学毕业时正值抗战爆发,刚刚二十出头的他准备离开南京转赴西安。在当时,南京中央电台也在准备撤退重庆前,组织文艺工作者作抗日宣传,但南京沦陷在即,人心惶惶,电台找人十分困难。马革顺提笔为《不久就要天明》和《淞沪战歌》两首歌词谱写了曲子,并带着两个弟弟到电台唱完才离开。到了西安,马革顺又一头扎入民间合唱工作。作为一名热血青年,看到国土沦丧,他和许多人走上街头宣传抗日,他指挥学生演唱抗日救亡歌,同时自己还创作了一些反映抗战的歌曲,用音乐为民族的抗战服务。当时正值著名的荷兰摄影家伊文思在拍摄一部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纪录片《四万万同胞》,前来西安采访,就把马革顺在街头指挥群众歌咏的场面摄入了镜头。

  然而在抗日时期,马革顺也曾一度陷入被怀疑的尴尬。“有一次,国民党方面主办了一个战地人员服务训练班,让我带领大家唱抗日歌曲,我就唱起了‘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打老百姓,不打自己人’。正唱着,教官大声训斥:“谁打老百姓了?谁打自己人了?其实我就是爱国的人,因为一颗爱国的心,来做抗日宣传。”


相濡以沫45年 难舍老伴离世
  在马革顺大学快毕业的时候,认识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妻子盛璐德。对于这段婚姻,他说:“我,一个贫穷的音乐教师,只身来到上海,与一个出身名门的上海小姐成亲。心中难免会有压力,有时也会感到不愉快。然而,令我欣慰的是,婚后我与璐德感情很好,小家庭给了我精神上的支持与抚慰。我俩可以说是先结婚,后恋爱,而且相爱了一辈子。”事实上,马革顺的妻子盛璐德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许多人小时候读过的《小蝌蚪找妈妈》就出自她和另外一名同事的笔下。在经历了“反右”、“文革”各种政治运动后,1981年,马革顺和妻子搬到了位于上海吴兴路的公寓内,过上了安宁的日子。1984年,马革顺一家被评为上海市“五好”家庭,这荣誉的主角无疑是老伴盛璐德。令人遗憾的是,1985年,盛璐德被确诊为“帕金森病”,马革顺原以为这种病的病程会很长,谁料妻子发病后8个月就去世了。回忆老伴临终时的情景,马革顺略带感伤地说:“璐德临终前两周,我还在广州开音乐会,待我回家,见她病势沉重,我万分焦急。替我帮忙照顾她的朋友告诉我‘她是在等你回来呀’。闻此言我更是伤心泪下,我知道你是在等我回来,见不着我,你是不舍得离去的!”而今,已经耄耋之年的马革顺,追忆妻子璐德与自己相伴相随、风雨同舟的45年岁月,内心依旧充满感动和怀念。十年后,马革顺又收获了一段新的婚姻,它让马革顺的晚年生活充满了温馨。


三分之二的痛苦人生在逆境中求索


  贝多芬说:“我们这些具有不朽精神的朽物,生来就是为了经受苦难和欢乐,而几乎可以说是最优秀的人是通过苦难而得欢乐的。”

  1947年,马革顺赴美研修合唱指挥。两年后,就在1949年解放前夕,马革顺回到上海。和许多老一辈回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他被怀疑成“美帝特务”,从此马革顺再也没能逃过之后历次的政治运动。

  回国后,马革顺的首要事情就是找一份工作,当时上海音乐学院很需要具备合唱专业的教学人才,杨嘉仁教授就介绍他去“上音”。据说当时聘书已经写好了,院长和学校也都已盖了章。本以为这一切都是那么的顺理成章,谁料此时却有人送材料到“上音”去,说:“马某人有问题,不能用。”这之后,马革顺左等右等,还是没能等到聘书。事后,马革顺这样回忆道:“上海音乐院不敢聘我了,什么内容我不知道,但是从后来的斗争里头我知道,他们认为我是‘美帝特务’。后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成立音乐系,又有人推荐我去任教。因为当时的华师大急需一个合唱指挥的人,就聘我为兼任教授,随时可以解聘的,而不敢聘我为专任教授了。对此,我当然是无可奈何。”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声乐被要求做到“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不分曲目流派的强制命令让马革顺很是不解。于是,他悄悄在教学和排练中将艺术性加了进去。然而,这样的坚持背后有极大风险。果不其然,“小资”的帽子很快被扣在了马革顺头上,紧接着“做了两次检讨,成为内控对象”。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马革顺不得不站在各种政治运动的风口浪尖上。马革顺说:“那时批判武训、‘三家村’、‘胡风’,所有的运动都把我拉出来。到了‘肃清反革命’的时候,还把我和另外两个同事应尚能陆修棠,改编成‘反革命小集团’隔离审查,关在学校里头,不能够同别人联系。”隔离审查了三个月后,因查不出任何问题,马革顺得以解脱。

  1956年,华东师范大学音乐系取消,马革顺被调到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他终于找到了合乎心意的专业岗位。只是好景不长,1957年,马革顺被打成右派,在全院大会上批判他。在那个时代,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人,就被认定是人民的敌人,他立即被取消了教授资格,停止上课,工资由218元降为164元,这仅仅只是苦难的开始。

  1966年文革开始了。回想起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马革顺说:“那时有一个学生来外调的时候,我回答一句,他不满意,马上就打耳光。而且平常你站在那里,很多人在后面踢你,把你踢倒,这都是很普通的事情。”众所周知,上海音乐学院是文革期间的“重灾区”,在那里有十多名教授——杨嘉仁、李翠贞陈又新等因不堪受辱,被迫一个个走上了绝路。这成了马革顺最不堪回首的岁月。

  “在苦难中我们会记得‘欢乐颂’。”马革顺一直以贝多芬的生命理念激励自己。值得一提的是,在这艰难时期,马革顺通过大量的研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国人的合唱方法,并写出了日后被奉为经典的专著《合唱学》。至今,《合唱学》已再版5次,每次再版之前,马革顺都仔细地修订,以使之更趋完善。由于马革顺对中国合唱指挥的贡献,他留学的母校——美国威斯敏思特合唱学院于1989年授予他荣誉院士称号。


坚持可以原谅,但不会忘记
  海明威说:“这是一个美好的世界,值得我们去奋斗。”

  1976年,中国历史终于翻过了那沉重的一页,这一年马革顺62岁,他的艺术人生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我由所谓的右派,变成了错划右派。我的工资恢复了,教授级恢复了,女儿女婿从外地调回来了,文代会也请我去开会去。我终于相信这次真的是解放了。”获得重生后的马革顺心里只想着能多工作、渴望着排练、讲学和上台演出。然而,对于那些曾在文革中恶意对待他的学生,他尽量避免接触,因为那是他曾经的痛。1997年,马革顺到天津讲学时,一位曾经在文革中整他整得特别厉害的学生来拜访他。这位学生当晚骑了三小时的自行车,来忏悔他当年的行为。那是一次特殊的见面,“那位同学坐了一会儿说不敢多打扰就告辞了,我送走了他,我也原谅了他,但是我不会忘记曾经的一切,因为忘记以前的事情就等于背叛”。

  1986年,74岁的马革顺办理了退休手续,但直到今天,他仍担任着上海音乐学院本科生的教学和研究生导师工作,二十年间一直退而不休。很少有人知道,很长一段时期,他的讲课费是一节课七块钱。但他不在意,他最大的乐趣是教学生,尤其学生达到了他的要求时,他说那就像踢足球踢进了门,狂喜呀!

愿生命如圣火般燃烧
  回首漫漫一生,马革顺感慨万千:“我这个一辈子,九十多岁,三分之二的时间是非常痛苦。一直到1980年以后,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当然是做有益的事情,教的学生也教出来了,现在我很多学生都很成功,我很愉快。”

  2003年,马革顺在自己的“九十华诞暨从事合唱音乐生涯七十年”研讨会上讲过这样一段话。“我今天感觉有一点点问题.因为我是虚岁90岁,有一点弄虚作假.但是中国的习惯还是以虚岁为主。第二个又有一个不太合适的地方,我的生日是明天,因为礼堂没有空,改在了今天。今天的日子是毛主席的生日,我又沾了一些光。所以虚虚实实我也沾了很多光了。”风趣幽默的话语里,显示了这位九旬老人的淡泊和睿智,我们很难想象这位老人背后竟有着长达60年的不幸与磨难。

  如今的马革顺经常说的话是,“九十六岁前我所得到的,无论是喜是忧,已经在背后,成为过去了,我应该忘记。”对于96岁以后的光阴,马革顺最想做的事就是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因为他希望自己的艺术生命能像奥运会的圣火那样熊熊燃烧,因为他坚信,一旦生命如圣火那样,在熊熊燃烧后突然熄灭,留下的也是幸福和无憾!

  


成就及荣誉  马革顺就像其他许多老一代归国知识分子一样,也没能逃过历次政治运动。肃反时被隔离审查,反右时被戴上帽子,“文革”时又受到冲击,但所幸的是马革顺始终豁达、乐观,更幸运的是马革顺的婚姻非常幸福。马革顺的第一位夫人盛璐德女士是一位著名的儿童教育家,许多人小时候读过的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就是她创作的,马革顺还曾和夫人携手创作了不少幼儿歌曲。马革顺和老伴相濡以沫几十年,老伴始终像一束阳光,温暖、和煦地照耀在马革顺心中。1985年,盛璐德去世了。10年后,马革顺再婚。对于两次婚姻,马革顺这样评价道:“婚姻是一件很冒险的事,但我很幸运,现在的夫人对我也很好。”马革顺常说,他最不喜欢的一个词就是“发挥余热”,这使人联想到将要燃尽的蜡烛。他最喜欢的是奥运会的圣火,只要人活着,就应该像奥运会的圣火一样熊熊燃烧。

  对于教会人士,了解马革顺多是因为他的一部圣乐作品———《受膏者》

  解放初,马革顺负责上海教会联合诗班的排练和指挥,当他感受到每年都排练亨德尔的《弥赛亚》有些单调时,就萌生了排练巴赫的《圣诞清唱剧》一类的作品,但又感到这类作品难度较大,不易排练。由此,马革顺计划创作一部适合中国人演唱的圣诞大合唱。1953年春天,马革顺将这一计划付诸实施,开始创作《受膏者》。经过整整一年的努力,《受膏者》于1954年春天写成,并于当年10月由中华浸会书局出版。《受膏者》分两个部分,由12首歌曲组成:第一部分为“预言”,共6首歌曲;第二部分为“成就”,共6首歌曲。1954年12月19日,《受膏者》在上海慕尔堂(今沫恩堂)首演,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受膏者》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曾被批判为“大毒草”,但却被译为多种语言,在国外广为传唱,有些音乐学院还将此作品用作声乐理论研究的样本。

  改革开放后,全国基督教两会再版了《受膏者》,并录制了录音带(后来也制作了CD),这部作品再次开始在各地教会的圣诗班传唱,作品的知名度随之越来越高,《我心尊主为大》、《报福音的人脚踪佳美》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诗歌,久唱不衰,百听不厌。

  马教授将信仰与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基督徒的人生追求,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有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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